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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掉的一代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8:37:35 阅读: 来源:滤芯厂家

在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小学,一名小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课。这间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,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,改由祖父母“隔代带养”。教室里甚至有个女孩带着未入学的妹妹来上学。稼贤小学的96名学生中约有80%属于此类儿童。据官方统计,凤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,留守学生超过了一半。一位当地教师说:“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。”中国青年报记者 张国 摄

20多年前,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《我要上学》的照片,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。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,成了反映那个时代“失学儿童”的沉重符号,后来成为“希望工程”的象征。

20多年后的今天,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,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。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,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“大眼睛”。时过境迁,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——对亲情的渴望,对孤独的恐惧,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“被留守”的失落感和焦虑感。忧伤的大眼睛中,充满困惑与茫然。

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,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: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,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,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;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,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,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。这些碎片化的悲剧,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。

留守一代,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。

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,可孩子却因他们外出而成为问题

中国的问题,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、最贫瘠的地方——农村;而农村中最柔弱、最牵挂人心的地方,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。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,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,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:因为贫困而失学;因为不平等,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:留守儿童。

人们可以容忍贫穷,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,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——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,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,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,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。

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:他们打工所获得的,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。他们的痛心在于: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,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。

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,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。留守儿童的问题,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,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,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。

去年中秋节,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,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,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,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。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:这是阿显家,这是阿山家,他们都在服刑,一个死缓,另一个被判15年。

他们这一代年轻人,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,因留守而缺少关爱、缺少教育。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,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,留下了“没有二十岁”的乡村,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。循环的不仅是贫穷,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。

客观地说,留守,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。很多时候,“被留守”实际就是“被甩脱”。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,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,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,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。农村孩子“被留守”的个人命运,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。

20多年的民工潮,集体忽略了留守儿童

20多年前,当民工潮在中国兴起的时候,面对大规模迁徙涌进城市的打工一族,无论是专家,还是作家、记者、诗人,都曾用抒情的笔调歌颂着这场高歌猛进的社会革命,都把农民到城市打工看作是农村摆脱固有命运、城市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个机会。

于是就有了电视剧《外来妹》的浪漫叙事,有了打工文学的奋斗抒情。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守儿童的问题,甚至连打工者自己都不曾想到,问题会如此严重。

这种疏忽不是偶然的,而是在“以城市为中心”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。在这样的架构中,城市是中心,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和附庸,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城市的建设,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,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——在这种“城市中心论”下,城市人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,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,更忽略了背井离乡给乡村造成的真空。所以,“留守儿童”是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,出现问题后,被人们突然发现的。

其实从农民进城打工那一天起,留守儿童就已经成为问题。可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沉浸于“打工赚钱”、“既挣了票子,又换了脑子”的功利想象中,都停留于“进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钱”的经济算术中,将目光聚焦于城市,集体忽略了乡村自身的问题。今天蓦然回首,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空心化的农村,一个沉重的留守现象。

这也是以“城市为中心”的发展必然造成的结果。农民背井离乡是农村严重落后、农业严重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,出外打工是唯一出路——民工潮现象实际上是我们的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反映。农民只能抛弃农村而向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,农村被甩脱,留守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后果。正因为必然,更让人感觉无比沉重。

家庭,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完满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庭。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,二元结构下看得见的城乡不平等,掠夺着乡村的资源,将乡村的一切城市可利用的资源都无情地卷入城市: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,年轻人读大学跳出农门,农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基地——自然就有了农村的空心化。

一个严重的结果就是,农村本来完整的家庭,被城市的这种资源吮吸得支离破碎,夫妻分离,父子分离,亲情疏离。留守儿童问题,就是这种农村碎片化的残酷表现。

继续“以城市中心”,留守问题必无解

农民工集体外出,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,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可以感觉到,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。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,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。

为什么连高工资、高福利都吸引不了农民工呢?记者走访河南、安徽发现,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的主因。孩子长期亲情缺失,已引起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。

提到发达地区的民工荒,专家分析原因,总会把“工资过低”、“工作环境太差”放到最重要的位置,甚至作为民工荒惟一的原因。于是,开出的药方无非是“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吸引农民工”等等。

这样的分析虽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,逻辑却是以城市为中心。这种分析隐含着两个逻辑:第一,农民天生就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,作为城市边缘的农村,会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劳动力;第二,农民工是纯粹的经济人,他们只受高工资的驱使。

农民工对留守儿童的严重关切,给那些习惯“以城市为中心”来看待民工荒问题的人提了个醒:不要总是站在城市人的立场来看待农民工,不要总以城市为中心,把农民工视作一个“为城市提供劳动力”的外来者,而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,那样才能切身体验到他们的爱与痛。

不要那么急于去“解决”民工荒,他们需要喘息,需要思考留守儿童的问题。留守儿童问题远比民工荒重要得多,很多东西是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。

停留于“城市中心”的发展思维中,留守儿童的问题必然是无解的——因为无法回避这种两难:进城打工,必然会留下孩子;而为了孩子,就无法进城打工。留守,于是就成为城市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,改革必有的阵痛。只有超越“城市中心”,将农村置于与城市平等的发展位置,平等地尊重农民的权利,留守儿童问题才能得到制度性的缓解。

无论何种问题,似乎一提到体制,就意味着“遥遥无期”,甚至“无法解决”。可留守儿童的问题,真的无法绕过“城市中心主义”的体制问题。当然,体制不是一个卸责的筐,我们不能再把问题推给一个抽象的体制之后就转过身去了,体制坚冰需要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渐进融化,对留守儿童具体的关怀更要同步进行。

输入地政府需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上日程,输出地政府需要穷尽自身的努力给留守的孩子更多的关怀。当然,如果农民工的收入有充分保障,也无须父母同时外出打工,留守的问题也将大为缓解。

留守儿童的问题,关系到中国的前途——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发展迅猛,可多数人仍生活在农村,多数孩子的身上仍贴着农村的标签,很难寄望“草样年华”中留守的一代,是有梦的一代。

少年强则中国强,少年智则中国智,而没有了梦想的5800万“被留守”的孩子,如何撑起一个强大的中国?专家言论并非耸人听闻:如果无视留守儿童,我们将迎来情感残缺、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。

与此同时,留守儿童的问题,也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心。因为,他们虽然人数巨大,但他们力量微弱,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,只能寄望于别人的改变。很多人虽然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,却缺乏切身体验,留守的生活离他们很远。越是这样,越考验着社会的良心,一个健康的社会无法甩下那贫瘠凋敝的一大半而独自高歌猛进。(记者 曹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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